ERAS是以循证医学证据为基础，通过外科、麻醉、护理、营养、康复理疗、心理等多学科协作，优化围手术期相关治疗的临床路径，缓解患者的围手术期应激反应，进而减少术后并发症、缩短住院时间，并改善术后康复和预后，其最大的受益者是患者。

刘克玄教授从四个转变回顾了围手术期镇痛的发展历程及新的进展，包括从症状治疗到机制治疗，从术后镇痛到预防性镇痛、从单一模式镇痛到多模式镇痛和从单一科室管理到多学科管理等转变。他强调，采用预防性镇痛及多模式镇痛的方式，可以减少阿片类药物使用，从而减少其导致的不良反应，加速患者快速康复，这是围术期镇痛最大的转变。

北京协和医院麻醉科申乐教授提出，让患者实现一站式术前评估，让信息在多学科间实现共享，这将大大提高工作效率。他提出建立临床决策支持系统构思，正如黄宇光主任牵头的体温全国流调，团队在此基础上创建了低体温预测APP，将患者信息录入APP后，就可得到患者是否需要保温，需要进行什么层面的保温等建议。

ERAS在执行中或许可以借鉴以上经验，将其所涵盖的20多个环节，通过信息化建设和循证医学证据，利用信息化技术建立“ERAS临床决策支持系统”，给临床医生做临床决策时提供更多循证支持。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总医院麻醉科杨晓明教授提出，“肝切除手术中控制性降低中心静脉压”是一项麻醉科成熟技术，在减少手术操作出血的同时，伴有一些副作用，故不应是麻醉医生首要关注的问题，提高术者手术熟练程度、尽量减少控制性降压的时间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同时，医保应对麻醉科用药进行重新评估，如止吐药只有用于术后化疗才入医保，而术后麻醉所引起的恶心呕吐用药医保却不给予支付。而术后恶心呕吐做为麻醉后的常伴症状，同样应该重视。

作为骨科医生，术中与麻醉科医生紧密配合才能保证手术顺利开展，麻醉医生同样掌握着手术的成败。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脊柱科杨克新教授对此感触颇深，他表示，现在追求舒适化医疗，麻醉医生是提供术中舒适及安全的“灵魂”，把镇痛做好了，把生命体征控制好了，患者不痛了，全身情况都平稳了，患者朋友们也就舒适了，医护也就随之开心了。在ERAS执行中谁主导不重要，重要的是需要多学科密切合作，提高患者围术期的安全性及满意度，减少术后并发症，缩短术后住院时间，让患者更好更快地康复。

袁红斌教授强调，要实现患者术后的快速康复，良好的镇痛是基础。麻醉医生和外科医生在实践中达成共识，除采用多模式镇痛方式外，在镇痛药物使用上，只要无禁忌，常规使用非甾体类抗炎药（NSAIDs），可以选择短效阿片受体激动剂或不良反应较少的阿片部分激动剂。阿片部分激动剂不良反应少并不代表不存在，对其呼吸抑制、恶心呕吐、成瘾等副作用仍不能忽视。专家强调，目前阿片部分激动剂仍不能完全替代传统阿片受体激动剂。采用多模式镇痛，尽量减少阿片类药物使用，从而减少阿片类药物导致的不良反应，促进患者快速康复，这是围手术期镇痛最大的转变。

在多学科合作（MDT）讨论环节，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李天佐教授和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王国林教授组织专家对麻醉主导下的MDT进行了讨论。

ERAS的产生与发展，无疑将为现代人所追求的舒适化医疗注入新的活力，但极力追捧的同时也需对临床的实操、指南的制订等方面进行一些冷思考。一项新技术、新策略应用于临床，总会遇到诸多瓶颈与阻力，希望各方努力，共同推进ERAS的成功开展，惠及更多患者。

麻醉学伴随着外科发展而生，他的产生又极大地促进了外科学的进步。仅170年历史的现代麻醉学，冲破了辅助外科手术固有定义，开始探索围术期医学等更广阔的空间，而加快术后康复（ERAS）理念的出现进一步助力了麻醉学科的发展。近日，由《医师报》主办、《临床麻醉学杂志》协办的“麻醉专科建设高质量发展论坛”上，中华医学会麻醉学分会现任主任委员、国家麻醉专业质控中心主任、北京协和医院麻醉科黄宇光教授指出，麻醉学科致力于与外科同道深入合作，创建多学科合作（MDT）现代化医疗模式，搭建ERAS多学科合作平台，展示麻醉学科应有的内涵，提升麻醉学科在多学科现代医疗中的地位，着重提高患者的满意度，体现人文关怀，实践“安全麻醉、学术麻醉、品质麻醉、人文麻醉”。

ERAS对麻醉医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确保良好的镇痛效果，还要最小化副作用从而加速术后康复，给医生提出了两难的抉择。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麻醉科刘克玄教授指出，强阿片类药镇痛效果好，但不良反应多，却妨碍快速康复，要快速康复，必须尽可能减少强阿片类药物的使用，联合使用非甾体类抗炎药物和阿片受体部分激动剂如地佐辛等。如何平衡镇痛、不良反应以及快速康复之间的关系，给麻醉科医生带来了一定的挑战。